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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的内部话题

──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

谭 深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 事件与信件

我所分析的这些书信，是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之后，我的朋友常凯在该厂调查时，从劫难后的废墟中收集的。

这些信件的主人，都是那场可怕劫难的经历者。在那场大火中，有81名（另说84人、87人）工人遇难，40余人（另说50余人）受伤。我们不知道她们之中哪些已不在人世，哪些能够幸免于难，她们现在怎么样。而今信中的文字依然鲜活，打工妹们年轻的人生经历跃然纸上，使人阅读之中心情异常沉重。

但作为研究者，不能够止于同情和沉痛，这些信件的内容基本与那场不幸的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写信的人绝大部分是致丽玩具厂以外的人，信件反映的是打工妹和她们的亲友们最平凡的生活和工作。它们没有研究者在内的任何外来者的参与和干扰，可以说是打工妹群体内部的话题，使我们能够近距离地了解打工妹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特别因其偶然得之，更是研究者通过其他调查方式难以得到的珍贵的资料。

二、研究方法与同类研究综述

农村外出打工妹，是近年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流动群体中的一部分，本文将从两个角度涉及同类研究：一是性别的角度，一是研究方法的角度。

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流动的大型调查中，有大量数据显示出男女两性在转移和外出的数量、人口特征、地区分布、行业职业结构上的差别，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外出的数量上，女性的数量少于男性，占总体的1/3左右；外出的女性中，未婚女性数量高于已婚女性，已婚女性占女性总体的1/3左右；外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同龄女性的平均水平，但是低于外出男性；跨地区流动的女性分布比男性更集中，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这样的趋势又与女性的行业职业分布有关，数量最大的外出女性职业群体是进入新兴工业区中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外来女工，她们绝大部分是来自内地农村的年轻女孩，就是本文所说的“打工妹”。

但是对于本文的分析来说，一个困难就是这些调查涉及性别的数据不少，但是往往“点到为止”，没有更多的分析，我只能就已有的相关内容做综述。

农业部农研中心在分析劳动力外出原因时，提出了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问题。他们以农户作为分析单位，认为，“一个劳动力是否外出，与其说是个人行为，不如说是家庭整体决策的结果。”（杜鹰、白南生，1997，40页）如果一个农户决定外出，那么家庭成员中谁最可能被选择呢？其中他们注意到性别的因素，即如果全家不可能一同外出，那么选择男性的可能性大于女性。他们的解释是：其一，已婚妇女外出会使家庭为外出付出的机会成本高于男性，因为已婚妇女承担的家务很难为男性替代。其二，女性外出风险大，家庭为此承担的心理成本也高于男性；第三，女性的就业空间小，在农村人可能进入的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三大行业中，容量最大的建筑业主要吸收男性。同时也提出，女性在婚前外出可能性大，而婚后由于家庭身份变化了，不得不服从传统的安排，难以外出。男性婚后家庭身份也变化，但家庭责任并无本质区别，“婚前为大家挣钱，婚后为小家挣钱”。（杜鹰、白南生，1997，52－55页）研究指出了婚姻对农村女性的巨大影响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性别分工，这一点与我们的研究是一致的。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在湖南钟水村的入户调查发现，女性结婚没结婚，不仅影响她们外出不外出，还影响到她们外出的形式：未婚时外出是个人的流动，结了婚再出去一般就成了随夫流动（谭深，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1994年的调查与1987年调查比较，发现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妇女的比例有所提高，他们分析原因认为，其一外出的男性一旦相对稳定，便接妻子一同外出；其二当年外出的未婚女性在外结婚没有返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百村追踪调查》课题组，1997）。但这一比例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性别分工的传统，可以说正是这一传统所致。

农研中心的研究强调外出主要是家庭的决策，但是我们的调查和其他调查也显现出，家庭整体利益固然是外出者决策要考虑的基本因素，但是并不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对未婚的年轻人来说，外出可能是他/她们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我们在珠江三角洲对外来工的调查，生存和个人发展是年轻人外出的两大主要动因（李银河，1995），在北京对郊区乡镇企业外来女工调查（谭深，尚未发表）和对市内务工女的访谈（冯小双，1996）也证明了这一结果。那么什么是“改变生活的机会”或“个人的发展”呢？不同层次的男女青年的取向是不一样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课题组对四个地区8村的调查中提到一个有趣的情况，“未婚男青年外出务工…主要为挣钱回来盖房子娶媳妇，未婚女青年外出务工一是见世面，二则是希望谋求较好的生活机会，包括寻觅在生活好一点的地方安家落户的机会”。（黄平主编，1997，第311页）这是8村中的一个村的发现，很可能代表了为数较多的青年男女的期望。但更大范围内，比如我们的调查和一些新闻报道也发现为数不少的个案，即在为自己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的外出青年，其中有不少是女孩。她们有的参加务工地的各种技术培训班、文化业校，有的有意识地积累资金，有的已经成功地在务工地或家乡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组，1996；王雪芝等，1996）。

然而就在这些为个人发展而奋斗的青年男女中，女性遇到的困扰比男性要多一层，那就是婚姻与个人发展的冲突。一个成功的男性，他的婚姻是“水涨船高”；而一个成功的女性，就可能遇到婚姻的不顺。这是由传统性别分工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文化的又一结果，它影响到外出女性的发展上限和人生设计，一些女孩往往放弃个人的发展，以求一个和谐的婚姻；一些女孩在两者间徘徊，形成极大的心理困扰；目前在外出打工妹中出现了一批大龄未婚女，这是农村传统中从未有过的。

在研究方法上，近几年国内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视对普通人的研究，定性的方法也普遍地被采用。在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研究中，大量地采取了访谈和观察的方法。使人们能够看到大量繁琐数据的背后，人作为主体的行动和相互间的关系，女性在其中的作用、地位也受到一定注意。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课题组在流出地入户调查听到的反映是，“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家庭主妇很辛苦、很累。部分女性被访者感觉现在（丈夫外出后）比过去（丈夫外出前）更累”。他们认为，男性外出谋生使传统的性别分工更明显，留下的女劳力产生了更多的社会和心理上的压力（黄平主编，1997，第220－221页、第70页）。这是指留下的女性。对于外出的看法，年轻人与成年人、老年人之间，外出户与没外出户之间差异非常大，冲突也在所难免。一般来说，外出者的家人逐渐接收或宽容了外出年轻人的种种变化，没有外出者的农户则倾向对外出持否定态度，“对女性尤多非议”，认为她们“丢人扫兴”（黄平主编，1997，第352－354页）。由于这一调查是在外出者的家乡做的，其中外出者的态度行为基本上是从他/她们的亲人和村里人那里了解的。

对外出者的直接访谈和观察的研究有些是极为出色的。有的入住到外来民工聚集区的出租屋中，以房客的身份与外来民工一起生活（如零点公司对北京“安徽村”的调查），有的参与到自己家乡来的老乡的经营活动和朋友交往中（如王春光和项飚分别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有的对重点调查对象的家庭进行了全面的追踪包括他们留在家乡的亲人（如唐灿、冯小双等对北京“河南村”的调查），这些艰苦漫长的调查提供了极为丰富详尽的第一手材料，是纯量化的调查所得不到的。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这些研究基本以记录外出男性的活动为主，没有涉及性别问题，使我们不能详加论述。

我们在广东和北京的访谈以女性为主，我们的谈话得到打工妹、打工仔和打工女们的热情配合，说到底她/他们处在“边缘人”的打工地位，非常需要来自社会的关心。我们的调查还有一个优势是她/他们是打工地的单身群体，远离家乡传统和父母亲友的束缚，谈话更为坦诚。本文以及课题的大部分研究文章的思想都来自这些调查。我们的初步结论是：外出务工一方面为个人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和更多的选择，这是相对农村的封闭贫困和计划经济下禁止农村人外出的制度来说的，外出经历使多数家庭因此改善了生活，也使一部分包括女性在内的优秀分子脱颍而出；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妇女在劳动分工、性别角色中的不利地位。这所谓不利地位，不仅指农村家庭“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如“男强女弱”的性别文化、如重男轻女的教育投资倾向，等等，还指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层现象，其结果是女性劳动力往往流向收益低、难以积累资金技术的工作；前述是一般的结论，但是女性外出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是相当大的。流入城市的与流入工业区的（还有流入乡镇、矿区、林区等，我们没有做调查）之间，企业的工人与白领之间，工人、服务员、小时工、保姆等不同职业之间，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家庭境况和家庭地位之间，等等，都有非常不一样的经历和感受，对未来的打算也很不一样，这使我们必须认真面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

与对打工妹的访谈比较，本文所分析的打工妹的书信没有研究者的设计，资料零散不完整，这使分析不可能事先设计一个框架；但是相对研究者参与的访谈，这些书信从内容到语言都是打工妹们“自己”最想说和说得出来的。这就为分析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即归纳的方式，一看她/他提出了什么问题；二看她/他自己怎么看待提出的问题；三看她/他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三、珠江三角洲打工妹的背景情况

第一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半期，中国城乡涌动起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从它一出现，就经历了社会各界各种各样的评价和态度。政府先是视作“盲流”坚决“清退”，后来转向务实态度纳入政府管理；流入地市民对外来农民工则既在生活上依赖，又在心理上抵触，认为他/她们是“不安定因素”。最近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城市的下岗、失业严重困扰着当地政府和社会，对于来“抢饭碗”的外来民工又开始了新的限制。但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市镇政府那里，态度不太相同，他们比较早地接纳了几百万的外来工，并且意识到外来工对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比较起来，研究者对农村人流动的态度是最为肯定的。他们提出，“民工潮”是中国农民自改革以来自我解放的第三次创举，第一次是土地的家庭承包，农民获得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第二次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次大规模的外出，冲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人发展的束缚。此后大量对农村人外出原因的调查，都证实“求生存”、“图发展”是他/她们走出农村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年轻人，自我发展的愿望更强烈一些。1994年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调查时，不少年轻人用各种语言表达了他/她们不想一辈子当农民，出来闯一闯的心情，比如“在这里比内地事业好发展”“出来看一看世界有多大”。

广东省是吸引全国各地外来人口的大省，而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又在其中占了8成。一些最发达的市镇，外来劳动力已经超过甚至数倍于本地人口，这一“流动的青春部落”中，六成以上是年轻的打工妹。深圳市1996年总人口345万，其中户籍人口才88万，在外来的129万农村人中，有女性83.6万，占64.8％。外来女工主要在制造业－特别是在宝安、龙岗区的“三来一补”工厂工作，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本文所分析的书信的来源地－原致丽玩具厂，就是座落在深圳市东端－龙岗区葵涌镇葵涌村的一家港商的来料加工企业。该镇1996年常住人口8千人，外来工1·8万。致丽玩具厂400多工人，绝大部分是女工（1992年大火丧生的80多人中，有2人是男工，其余全是女工）。

第二是外资的引入和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发展，一是受惠于中央政府给予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优惠政策，珠江三角洲成为80年代设想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的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受惠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在资本、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中，东南亚地区借助外资，出口加工业带动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到80年代，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成本上涨，开始了产业和资本的转移，其中台湾和香港的企业大量外移。珠江三角洲正是凭着滨临港澳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以香港和以港澳形式投入的台湾为主的境外资金，成为90年代前后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外商在这一地区投资行业重点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因此珠江三角洲在“三资”企业就业的人数最多。（吴经邦，1995）

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趋势，是寻求生产能力高、价格便宜的劳动力。外资大量进入珠江三角洲，极为廉价的外来劳动力特别是更为廉价的女性劳动力无疑是重要的因素。而珠江三角洲本地人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之后，就不再从事苦赃累的工作，本地劳动力出现短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广东省贫困地区和全国内地农村来的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才得以登上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舞台的。这一大军的主体是年轻的打工妹，因为她们生产效率高、价格大大低于已经发展起来的东南亚地区的劳力。在我们和其他调查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在珠江三角洲“女的比男的好找工作”，这是事实。但是女性“好找”的，都是那些不需要技术、工作时间长、低工资的工作，这在后面的书信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四、书信的基本情况：

本文所分析的“书信”，包括：（1）109封信；（2）10首传抄的不同版本的“打工之歌”；（3）一些请假条、工资表等资料。

在109封信中，93封是写给致丽玩具厂女工的，14封是本厂女工写而未发出的（草稿，或未来得及发），2封写信人和收信人不详。

所有写信人和收信人，全都来自农村（能辨认出来相当一部分来自四川，还有河南）。

根据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可分为几类（参看附表。注：附表及下文统计所涉及的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是作者根据信件内容分析出来的，不一定准确。）：

• 本厂女工与在家乡的父母兄长之间的通信（19封）；
• 在不同地或不同厂打工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通信（22封）；
• 在不同地或不同厂打工的亲戚、同乡、同学之间的通信（44封）；
• 打工妹与男朋友之间的通信（10封）；
• 在家乡的丈夫写给厂里的妻子（2封）；
• 其他或不详（12封）。

通过附表又可看出，工厂打工妹通过信件往来的对象，基本限于亲人和同乡中的女性朋友。她/他们之中的外出者，也基本上是外来女工，而且大部分在珠江三角洲（来自工厂的信件共63封，能推测出在珠三角的有48封）。她们所工作的工厂，根据信件的描述基本上是“三来一补”工厂。

写信的日期，最早的一封写于1991年10月，最晚的一封写于大火之前8天－1993年11月11日。

五、打工妹的关系网络

从信件往来可以看出，打工妹们来往的对象，除在家乡的和男性的亲友外，同质性极强，特点有三，一基本是同乡，二是几乎都在工厂，三绝大多数是女性。可以认为，这是她们最主要的社会网、最重要的支持系统。

在109封信中，有一些是写给同一个人的，从中可大致看出“网”的概貌。试举一例：

D组信包括14封（信10－信23），它们的主要人物是叫秀清（化名，下同）的姑娘，她和6个同乡一同出来，1991年9月由同乡张凤介绍进的致丽厂。其他人有：

1、 秀，秀清的姐姐（信10），已婚，有2个儿子。写信时（1992年3月）离家1个多月。投奔秀清来，因没有未婚证不能进厂，“天天就在房里睡觉”。

2、小迎，秀清的堂姐（信21）。在广州。信中提到另3个人“我们几个都很团结”，这3个人可能是从深圳去的广州。在深圳时与秀清等也有来往；

3、小玲，秀清的朋友、同乡（信22－信23）。与“秀清的厂相隔5元钱的路费，”秀清去过那里，她们之间“好象亲姐妹一样”；

4、王刚凤 （信11－信14），秀清的朋友，同学，1991年7月来广东，秀清去她所在厂玩过。较早谈恋爱，她和恋人（是同乡）一同外出，一段时间在同厂，后恋人对她冷淡下来，最后分手。后经另一同学雅美写信叫她去了宝安的石岩镇。

5、雅美（信15－信20），秀清的朋友，同学，比秀清外出的时间早。一段在淡水镇，但那里“没有一个厂是好厂，我又没有什么熟人可以转厂”，想转到葵涌来，以后不知怎样转到石岩镇。

此外，这些信中还提到一些男老乡和其他亲友，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信件的联系不多。

从D组信可以看出，信中涉及的人都是同乡，彼此都认识，这是一个大的网络，其中又有一个更亲密的小网络，就是同学的网络，这个网络5、6个人左右，她们之间以姐妹相称。

那么，这14封信都谈些什么事情呢？帮秀清的姐姐找工作是其中一件，但是看来很难，秀清托过小玲，但小玲说“要很好的熟人介绍，才行”，她不行，请求秀清原谅。怕秀清不信，举出王刚凤，说她“知道这一情况”；秀清也托过雅美，雅美“也苦于没法，帮不上忙”。这些同乡、朋友之间也时常相互介绍工作或请对方帮忙介绍工作。比如，刚凤的工厂开工不足，请秀清帮忙转厂；雅美请秀清“时间做久了，帮我物色一下”，转到葵涌来。在刚凤和她的恋人想出来时，来信问雅美那里好不好进厂，雅美当时说：“出门人凭运气。”但当他们分手后就写信给刚凤，请她到石岩镇来。

倾诉和心理安慰是这个同学小圈子通信的重要内容。“想起在学校时那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多么美好啊，真令人回首。（信17）”在学校时她们可能就是无所不谈的朋友圈子，进入社会，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孤独感，她们的知心话还是在这个小圈子里说。刚凤和雅美都有恋爱的经历，她们把其中的感受包括烦恼、矛盾和真情都无顾忌地告诉给朋友，同时也得到朋友真诚的关心和理解。刚凤与男朋友分手后，雅美请她到自己所在地来，并给秀清写信说“想起她也真够可怜，以前和王联余那么好，简直形影不离，可如今只剩她孤零零的，再加上心灵的创痛，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难受啊！我也想她来，我也有个伴，还可以安慰她。（信19）”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几位朋友的关心义助之举，性格刚烈又敏感的刚凤怎么度过这一人生的难关！

这样的亲密的朋友圈子加上家人和亲戚，就构成了打工妹的社会关系网的主要部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亲戚都会进入这个网络，从信中可以看出，只有那些关系好的才能进入，而这样一来，她们也就变成了朋友。我们看信1－信5，信的主人是个叫春芝的姑娘，写信的人有她的侄女、妹妹、姑姑，她们可能和春芝年龄差不多，完全是朋友的口吻，侄女说“听…说…你已来到了这里，我听到后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难过，高兴的是你已平安的到达了这里。我们这又多了一个亲人。难过的是你和我们同样的命苦，没能进入好厂。…我有千言万语想向你诉说，”妹妹说：“姐姐你对我真好，我怎么也忘不掉你。和你在一起多痛快啊！”姑姑说：“我很想念你，尤其你和我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人，每天做梦我都能见到你！”（从中看出，春芝的为人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知道，她在那次大火中遇难了。每每读到这段文字，都不由地令人心如刀绞。）

打工妹的关系网的功能主要有两项，一是相互提供实际帮助；二是相互提供心理安慰。在提供帮助方面，找工作（包括转厂）是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最困难的一项。这些信件的大部分，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在打工妹看来，亲友帮自己找工作和自己帮亲友找工作，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是义不容辞的。但是由于往往力不从心，也生出许多烦恼来。没帮上忙的，感到惭愧，觉得自己欠了亲友什么。最主要的还是怕亲人朋友误解，认为不肯帮忙。信14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心情：“我表妹…至今仍未进厂。我们不知心里多么焦急，…如果不明真相的人认为两个表姐在广东厂都找不到，会误认为我们不愿帮忙的。我的一个侄女想来广东，…我们说难找厂，现在她来顺利的进了厂，你看她父母会表什么态度？那是可想而知的。我真怕我的亲人们会误会我们。”而这种误解在亲人中也确实会发生。信50是妹妹写给姐姐的：“二姐，你为什么来信叫我不转厂，我心里想起来还流出泪水。在家里不是说转过来和你在一起吗？还有你在信中说五、六月份厂里要招许多人吗，但你又说不转厂，难道我就在这儿干一辈子。”当姐姐的看到这封信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除了找工作，借钱也是经常的。在初来乍到，带来的钱不够，或转厂期间没有新的收入时，打工妹们会向熟人借钱。还有的打工妹知道对方刚来可能缺钱时，会主动想到借钱给她（信91）。朋友需要自己又没有钱时，会觉得过意不去。对于工厂打工妹来说，工资低，挣钱非常辛苦，又往往发了工资就寄回家，手头的钱一般不会多。但只要有，就会借，这也说明她们之间是十分讲信誉的。在这些书信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张借钱的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93年2月24号上午借”XX多少多少钱，“2月28下午”、“三月18号下午”借XX多少，“回家最后借”、“最后又借”多少，其中多数人名后打了“ü ”可能是已经还清了的。身份证也是打工妹们常常互相借的东西，原因是进厂必须要身份证，而有的可能因为年龄小，没有身份证，或者原来的厂扣押着暂时不给。

与实际帮忙同等重要的是她们之间的感情交往。我们看到的这些信中的打工妹，多数年龄估计在20岁左右，有的可能还不到。这个年龄的女孩，特别的需要同辈之间的交往。在没有异性恋之前，同性朋友之间的“知心话”是她们宣泄倾诉的主要方式。而打工妹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许多陌生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感。特别是对于在工厂工作的打工妹来说，她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从工厂宿舍到车间，活动空间和接触范围很狭窄，很多人都有孤独苦闷、单调乏味之感，与老乡特别是从前的朋友的往来是她们精神生活和社会活动的极为重要的部分。所以只要有机会，她们就会相约好见面畅谈，平时就通过写信。比如信13说：“你们来了（她们刚刚一起玩过），给我带来了温暖、关怀，使我暂时脱离了孤独、冷漠，你们走了，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信63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离开你们，好象身边缺少了什么似的。头上蒙上了一层乌云。”对于这样的友谊，她们是十分珍视的。有的每过一段时间要互赠照片，以解思念之情。

从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打工妹的在外的交往圈子基本上是亲友同学同乡，当然不是所有打工妹都是这样，我们的其他调查也发现，有一些打工妹力图发展新的交往对象，而一旦出现新的资源，她们甚至可能回避同乡这类地缘关系。比如1998年春节前我们访问了湖南省宜章县两个村，其中一位正探家的外出打工妹就不一般。她在餐馆工作，会说“白话”（粤语），她就表示主要和当地人打交道，不和同乡来往。这与工作的性质很有关系。本文分析的打工妹，几乎全是工厂女工，工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限制了她们的社会接触面，她们的血地缘关系网就提供了打工妹社会需要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关系网的成份同质性极强，因此凭借这一网络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信件中已经可以看到，帮助同乡同学找工作往往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她们只是普通工人，而且在当地是外来人，只有在“赶货”（加班）需要人时，她们才能抓住机会相互帮助。而她们能够提供的机会，也只是自己所在厂或周围正在招人的工厂。依靠这样的网络实现的流动，基本上是水平流动，从一个厂到另一个厂。如果拿外出女性与滞留女性比，她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倘若不是和滞留农村的女性比，而是和务工地的本地人、和同样外出的男性比，打工妹这个群体就是资源和机会都相对匮乏的弱势群体，而工厂的打工妹更差一层。

六、转厂：原因与行动

在这百余封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就是“转厂”，这是外来工特有的名词。“转厂”是一个意愿，一个行动。首先，我们看打工妹们为什么要转厂？

一种是被迫的转厂。重要的原因是企业“没货”或者“缺货”，即由于订单不足导致开工不足。有的厂“由于人太多而又没货做就大批大批地开除人”（信18）；有的厂就放假，什么时候有订单就什么时候开工。有的一放就是两个月（信27），有的断断续续开工，或者只是老工人有活做，新工人呢，要“要所有的人上班，才有机会上班。”（信12）而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或者只有少量的补贴（好些的每天补助2元），使打工妹陷入窘境。有的“身无分文，连写信的邮票钱都没有”（信57）。遇到这样的情况，打工妹们就只有另谋出路。

第二种是主动的转厂。从信件看，主要出自几方面原因：一是工资低，这是最主要的；二是工作太辛苦；三是生活条件差；四是工作条件如毒气问题；五是人际关系的需求。

在外来女工看来，工资和付出的体力是综合计算的，付出的多得到的也多往往比较满意，一般不会导致转厂；付出的少得到的也少就不满意，毕竟她们外出的主要目的是挣钱。有位女工听说本厂要改成三班倒，就想到转厂，因为“如转成三班，我们一月除了生活费只有一百来元钱了。”（信54）所以“玩起也很心烦”（信31）；如果是工作累工资又低，转厂的念头就很迫切。

问题是她们认为什么水平的工资水平和多长的劳动时间是她们可以接受的呢？

在很多调查报告中（包括我们），都将每天要工作12小时作为一些外资企业女工劳动时间过长和权益受侵犯的问题反映。但是这些信件，会令人惊讶地发现，打工妹们并不认为12小时是不正常的，相反8小时工作才是不正常的。一位打工妹说，“现在我厂缺货每天只上八个小时，这个月可能只有百把元钱。”（信88）另一位现在她所在的厂“只是白天上8小时”，她不想转厂是因为听说下个月就开始加班了，“我们还是想加班，不加班也就白白的玩过去。”（信30）不加班并不使打工妹满意，因为“主要的是靠加班才有点工资。”（信23）

在所有关于工厂情况的评价中，有几封是相对满意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1小时。如信67认为她在的厂“相当可以”，她们每天上班11个小时，“有的一月可使（扣除吃住等开销净得）一二百，或二三百，多的五六百”；信91说：“我实在太累太累。现在累得我身体才８２斤体重”，但她的工作在同班中名列前茅，连续两个月工资加红包领到700多元，精神上也得到满足。因此她说：“虽然好累，但是能有这样的代价”；信51也说：“我不想转，因这个厂现在很多货，每天加班到十一点。如果走，要丢很多钱。”除可多挣钱外，个人的尊严、平等和人际关系也是重要因素。信72说，现在的厂不再象在原厂“受检货或组长的气”，“要平等一点”，尽管“说起来很累”“加班较长”“天天至少１点钟睡觉”，“我们习以为常”。

所有对加班时间过长不满意的往往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信1、信2是同一个人写的，在信1中她说“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最少要干12小时”，但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伞布的气味真让我熏的头痛，一点也不想干”，这还不算，“三个多月领了二个月的工资。由于带工的又扣了几十元钱，我三个多月共领到五十多元钱”。写信2时她已转厂，新的厂也工作12小时，但是生活条件相对好，可能也没有明显的毒气，她评价说：“这个厂还不错”；再比如信4，一天工作15个小时，尽管“工资是多劳多得”，但是“一块儿来的人都受不了”，因为她们还“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信15－17也是一个人写的，她觉得上班好烦，天天加班到十点，有时还加通宵，“前些天每天晚上加班至两三点，就是前天至昨天连续上班有二十七个小时之久”，“赶货累死人”，还有就是工资低，半年多才发三、四百元钱。她的评价是“我们原来那厂很不好”。后来转了厂，“可现在的厂也不太理想，但比起原来好多了。”

从上述可见，打工妹们尚能接受12小时的工作时间，实在是她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面向国际市场、靠订单开工的企业要么加班，要么无工可做。这一点当地政府事实上也认为难以避免。1994年我们调查时，东莞某镇镇长就坦率地承认，“所有的工厂没有不加班的”。对打工妹来说，要想得到基本的收入，只有接受这样的劳动时间。

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工资的问题。从信件可以看出，这些打工妹的要求其实是极低的，每月除生活费（从信件可知，一般30－60元，没有超过70元的）能得3－400元就知足。但是她们往往得不到这么多，特别是新工人，头3个月一般每月只能得百元左右，第一个月的工资又被作为押金扣下，如果加上生活不习惯，孤独，她们就会不安心，想到转厂。她们想的往往是，转一个厂会比现在好一些。

但是转厂的结果如何呢？在转厂过程中要付出一定成本，比如转厂期间误工的损失，用钱托人走关系，住在别人处要交生活费等等，有不少人转厂时要向亲友借钱。找到新厂的又可能面临新工人的待遇，比如，工资低于老工人，第一个月工资作为押金被扣，有的还要还借的钱等。而且，对于那些学历低，没有技术专长的打工妹来说，她们能够找到的，也是一些条件差、不规范的厂，结果是得不偿失。

因此，那些多次转厂的老工人劝说道，“其实，现在不管走到那一个厂都是一样的，我现在还是有点后悔，不该转厂”（信25），“转去转来，根本没有找到钱，就是浪费时间，后悔又来不及。”（信26）所以，几封信中都这样提：“转厂不如守厂”。有位致丽厂的工人写道，“我于１９９２年元月１７日离开了我家，离开了亲人。现在我在外面还没有挣到一分钱，我心里是感到很难受的。”她（他？）回顾了几次转厂经历后说“现在…我永远也不想转厂了”（信104）。

可见，作为个人的外来工与厂方的直接较量中，外来工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吃亏的总是工人。但是打工妹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异土他乡，她们唯一的资本就是可以出卖的自由劳动力，只要外来工不能摆脱纯粹廉价劳动力的地位，只要劳资双方力量的对比依然悬殊，要她们放弃流动的权利只能是更彻底的剥夺。事实上，尽管转厂的结果并不尽人意，打工妹们依然没有放弃转厂的努力。

七、寄钱回家：责任感和成就感

打工妹外出工作，挣了钱寄回家是天经地义的，至少许多打工妹是这样认为的。1994年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调查，外来女工头一年（1993年）寄钱回家的情况是：37·2％的人寄了不到1千元，23·2％的寄了1－2千元，6％的人寄了2千元以上，表示没有寄钱的有6·7％（26·9％的人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未婚打工妹早晚是要结婚的。按照农村的习惯，女儿出了嫁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她与娘家的关系基本是感情的往来，没有经济方面的义务，她婚前给家里的钱与她的未来没有直接关系。不像男性本身就是家族的延续，给家庭挣钱和给自己挣钱是一回事。那么，打工妹对家庭的经济支持出自什么原因呢？是父母或家庭的其他人要求她们这样呢，还是她们自觉这样做的？她们怎样看这件事？再有，她们寄回家的钱用来做什么了呢？

信件中有10封/组（几封信寄给同一个人，算一组）提到寄钱的事，因为不多，摘录如下：

信33是姐姐（哥哥？）写给姐妹俩：此前姐妹A寄过1000元，用了300元买树，“这根树…也是为你准备的（？）”，钱不够了，希望再寄300元，这“是爸妈的意见，如果你万一没有钱也可以不寄”；姐妹B寄了300元钱，200元用于贷款，100元买化肥。（看不出“买树”是做什么，但是寄钱事情看来是由家里安排的。）

信40姐姐写给妹妹：7月寄的300元收到，“下半年过春节就把钱一切还清楚给你”。（估计姐姐已婚，钱是向妹妹借的。）

信50妹妹写给姐姐：两次给家里寄了150元。现在哥哥上学等钱用，自己没有，急死了，姐姐如果发了工资多给哥哥寄一点。

信56姐姐写给妹妹：发工资多留一些自己用，有多余再寄回去。哥哥的钱由我负责。

信57－58姐姐写给妹妹：哥哥离家时，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爸爸妈妈只好去借，现知道妹妹刚出来短暂时间，就寄回100元钱。自己刚发了140元工资，寄回家100元。并准备下个月寄给哥哥。

信59－62哥哥写给两姐妹：哥哥在上大学，两个妹妹在外打工，一是供哥哥上学，二是寄给父母。

信73妹妹写给姐姐：这个月发了200元工资，给哥哥寄了150元，“他在等我们寄钱去”。

信88妹妹写给姐姐：听说一位同乡今年已经给家里寄了2千元钱，自己只寄了500元，“问心有愧”。

信86哥哥写给妹妹：（哥哥已婚，有3个小孩）家里急需钱，一年要有1500元才行，“我现在是应该节约的时候了”，一个月自己只用30元。妹妹借的钱收到，年底会还。

信92妹妹写给姐姐：几个月已经寄了2000元回家，但“实在太累太累”，没有时间写信，“苦了爸妈，天天盼月月盼都盼不到我的信”。

从已知的情况看，提到寄钱的10组信中，除了2封是借给已婚的哥姐外，其余都是打工妹提供给出生家庭的经济支持，而且大部分是在收入不多，节衣缩食的情况下把大部分钱给了家里。信57－58两姐妹中的妹妹，在姐姐无法寄钱的情况下，刚出来不久就寄回家100元钱（新工人在试工3个月期间月纯收入往往只有几十元），随后又寄给了困境中的姐姐一些。而姐姐刚发下工资140元，立即寄回家100元。

这些浸透了打工妹汗水和青春的钱做了什么用呢？我们惊讶地发现，10组信中有5组是给哥哥，其中2人在外上学，1人外出不知做什么，2人不详。而且都是姐妹俩在外，商量着帮助哥哥。估计这种情况可能是家里再没有男劳力，父母年龄大了，姐妹俩就承担起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责任。那么，姐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如何？信59－62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我们试作分析。

信是受两个妹妹资助的上大学的哥哥写的，时间跨度为一年，从1992年5月1日－1993年6月29日。根据信推测，她们是四川人，当时家里5口人（一个姐姐出嫁了），父母50几岁，在家种5个人的田，还养猪羊，二老都不识字。可以想象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哥哥1989年到甘肃上大学，最初由家里务农的收入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开支，可能在后两年（1991年？）两姐妹外出打工，“为父母分担忧愁、责任”。她们大概每月每人寄150元，一半寄给哥哥，一半寄给父母。哥哥也体谅妹妹钱来得不容易，写信说，一个月不用寄150元，自己的生活费有100元就够了。只是在实习的一个月需要300元，这段请妹妹不要寄给家里了。最后一封信（1993年6月29日）哥哥说他已分配在重庆，“从现在开始起，你们就不要给我汇款了，我已经有了工作，能挣钱养活自己了。”话语中充满着自豪。对两个妹妹的支持做哥哥的也感激有加，“你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作为当哥的我，又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又怎么会忘记这一切呢？”（到这里，沉重的哀痛使我几乎写不下去了：那两位无私奉献的姐妹，后来都进了致丽玩具厂，就在她们的汗水终于得到回报－哥哥分配了工作后仅仅4个月，那场无情的大火结束了她们的打工生涯。这个结局太惨烈了！）

当前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书，是农村家庭中与盖房、结婚并列的三项最大的开支之一。谁家有上中学以上的孩子，谁家的父母就要倍加辛苦，生活水平还会因之下降一块。如果有人上大学，就非得全家全力以赴不可。那两位姐妹就这样与父母同心同德，默默地为家庭做贡献。她们寄钱给父母、给哥哥是自愿的。另外几位寄钱给哥哥的姐妹也是一样，都是自愿的，而且是自觉的，没有谁来强迫（但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安排）。比如信57说：“的确，家里的金钱是很紧张，…哥哥走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只好去借。现在在家的爸爸妈妈，收到才离开家女儿的钱，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妹妹，我知道，你那钱是来之不易啊。”信50说，“不知道你们发了工资没有，如果发了还是给哥多寄一点吧。…他说他到了学校只剩下130元，可现有两个月了，不知道他现在在用什么。”在我们的其他访谈中，也遇到不少类似情况，姐姐出来打工的钱主要供弟妹上学。在谈到这些时，做姐姐的脸上露出的，是庄严成熟之色。也许，打工妹从来不认为这是牺牲，自己能为父母分担责任，与兄弟能上大学为父母争光一样具有某种成就感？

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兄弟外出打工，供姐妹们上学的例子呢？为什么如果机会有限，这机会总是给男性；如果需要有人做牺牲，做牺牲的又总是女性呢？在家庭决策或打工妹自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性别分工的迹象。这种性别分工表面的出发点是家庭整体的利益，但是暗含的是两性不平等的发展权利，它将男性个人的发展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得到鼓励，而将女性的个人发展与家庭的利益对立起来受到贬抑。当女性还没有产生个人的什么非分要求时，比如在本文分析的范围内，还看不到这样的分工传统对打工妹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因为她们的发展机会相对匮乏，她们还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作为家庭的贡献者，她们的家庭地位和在社区的地位都会有所提高。但是，倘若不是如此，她们之中某些人也可能上大学，也需要别人做牺牲时，这样的分工就明显地不利于她。

八、打工妹的感情和婚姻

在打工妹的书信中，恋爱和婚姻是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只是在最亲密的人之间才可能说。收集到的109封信中大约有20封涉及到交朋友结婚的事。我们先看这些信件涉及了些什么样的经历，再来分析打工妹们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一人生重大问题。

在前面关系网的叙述中提到一个叫刚凤的姑娘，她比较早地进入了恋爱（为此耽误了学业），与男朋友曾“好得形影不离”，两人一同来到深圳，在同一个厂打工。但刚出来没多久，两人关系就时好时坏，男朋友“冷漠”，刚凤也冷落他。“冷战”使刚凤陷入极其矛盾的境地，想分手，一是感情还在，“于心不忍”，二是怕他报复，“你知道他以前的为人”，三怕父母伤心。想“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好好爱他”，但是看来没有和好如初，她“窥探不出他的心理”，“深深地懊恼”不该走错这一步。最终两人分手。这里看不出“男朋友”的心理状态如何，但是可以从中看出，刚凤把爱情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爱情的挫折使她改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世界太复杂了，人也太复杂了”，并告诫朋友“你以后行事一定要小心从事，不要轻信他人”；对人生，“是好运的，终身好命。不幸的，永远不幸。我就属于后者”。（信11－14）

与刚凤比较，朋友雅美对爱情对男朋友态度更坦然更稳健一些。她说：“我是真心地爱刘云中的”，所以，写信回绝了另一追求者，“伤了他的心”，但是，“我不能欺骗他”。（信15、18）

信24和25展现的是另外的情形。文玲的爸爸写信要她与男朋友分手，她“只好跟他算了”（估计对这个男朋友她也不是太坚决），两个月后她在外面交了一个湖南人，没有告诉家里，她向朋友解释说，“我不想回去面对那些事情，回到家里不是爸爸不同意，就是妈妈不同意”。这是一个自己作主的姑娘。

另一位姑娘建兰则在父母与自己的情感之间取舍不定，“真想”和男朋友“算”，因为“我的心一直就不喜欢他”，但是又舍不得放弃他，主要是“他对我妈很好”。矛盾使她烦恼以极，“一天就像发疯似的东跑西走”。（信68）

凤玲交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寄相片回去给父母看，可是父亲回信说：“单从照片看，是看不透人的本质的，加上不是本地方的人，就无法了解，所以我们无权提什么意见。全靠你自己了解，自己决定。你自己认为可以就行了，我们没什么意见。”放弃了父母的权力。（信69）

信106的写作者（没有落款）看来是一个充满自信又决断的姑娘，曾经外出过又回家了。如英写信给她提到自己对交朋友这件事的无奈（可能父母同意，自己不同意），自责“自私、愚昧、平庸无能…”；并且想把自己的哥哥介绍给这位姑娘。姑娘回信直率地批评了如英的自责和优柔寡断，她的话掷地有声：“首先就应该瞧得起自己，要敢想敢干，拿得起，放得下。你不是说你的年龄还小吗？很幼稚吗？那又为什么要把自己绞（搅）到不该去的里面去呢？既然你发现了这一点，就及早的退出来吧！你说你父母同意，你就应该跟他们说明，就说年龄还小，不想谈朋友，同时也叫你父母去跟对方说清楚，拒绝了他。要干脆，不要藕断丝还连。你不是说以后的路还很漫长吗？就任其发展吧。”对于如英想介绍自己的哥哥给她，她客气而坚决地推辞了：“你哥哥我很欣赏，…可是我讲过我不想过早的投入，所以还希望你原谅”。

玉梅与男朋友之间闹气，可能一度不联系。玉梅感觉这件事对自己的“伤害太大了”，写信给他请他抉择，不要拖下去。她的内心是矛盾的，希望与他和好，又不愿嘴软，她的表白是：“现在，不管你是怎样，我也不会强求。我需要的是你的决定。我这个女性，只要真心对我好，我会接受，并且珍惜。我并非大潮流女性，我只爱一个男人，性格开朗、懂礼貌、事业心强，最主要的是爱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后来他们和好了，玉梅告诉家人，他“终于肯赏脸面给我来信，我已回信去。”（信97、98）

陈芳自认自己本人（文化低）和家庭条件较差，听说哥哥嫂嫂帮自己订亲事，“深受感动”，“望哥嫂及爸爸作主好了”“我无话可说”。这是自愿把终身托付给别人的人。（信101）

信102的打工妹21岁，因为妹妹病的事心情不好，一段时间没有给在家的男朋友回信，可能引起男朋友的不安，她写信说：“请你放心”（意思可能是我不会因为外出就变心的），“你相信你我是真心”，并真诚地请他象以前一样到自己家去，“要是你对我真心真意”。这姑娘是希望她们的事情有圆满的结果，又没有勉强什么，她把“真心”看得更重。

由上述可见，这些打工妹们对爱情和择偶的态度和处理办法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直接可以看到的是她们之间个性的差异，自信的处之泰然，柔弱的自责自卑，开朗的坦诚相见，内向的自己折磨自己，…。个性的差异直接导致爱情经历的不同，有的风平浪静，有的则一波三折，相信也会直接影响婚姻中两性的感情关系和权力关系。

在千差万别的背后，我们也可看到一些共性。

最明显的是，她们仍然把恋爱与终身大事联系在一起，因此都是认真的，谨慎的，基本奉守着“男婚女嫁”“互守贞操”的传统信条，对不守本分的游戏态度持批评的立场。比如信84中提到：“我…也听到一些关于丽爱玩朋友的话，…如果你有机会问她一下，望她自重，岁数又小，经验也没有，小心上当。”又如写信51的姑娘在写字楼工作，同乡中有人传言她与老板有染，她义正辞严：“你是知道的，我会是那样的人吗？…只要自己相信自己，人正不怕影子歪…”在表白自己的人格时用“我并非大潮流女性”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态度。

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它的共性，比如她们在恋爱婚姻上的自由度比较大，基本上是自主的，家长的参与是有，但没有强权干预。这可以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理解，这些打工妹尽管不是来自同一地区，但是她们的家乡都不是那种极端贫困、极端封闭的地区，几十年移风易俗的政治运动对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观念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近十几年开放之风也推进到她们的家乡，这些对父母长辈都会有一定影响。再加上年轻人外出挣钱，对家庭有不小的贡献，父母也不好对儿女的事情横加干涉。

九、打工妹怎么看自己的外出？

珠江三角洲不同层次的外来打工群体在当地是一大人文景观，不仅重构着当地的社会，也建构着一种不同于广东文化的打工文化。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完全以打工者和打工生活为对象的杂志，一些文化站、工厂办有外来工的小报，再有，在打工者中还流传着各种打工诗抄。这些诗文传达了外来打工者的心态，有高扬着奋斗、自豪和不屈不挠的一面，也有失意、孤独和迷茫的一面。

我们收集到的11篇传抄的打工歌谣是打工文化的一种类型，11首诗抄是6首歌谣的不同版本：“十二月”、“做工改十二月”看来是四川籍的打工者创作，借一年12个月抒发了在外的种种困苦和思绪；“从四川到广东”、“从四川到广东之歌”、“回四川”诉说了对亲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莫往广东走”、“广东省”表达了后悔的心情；还有“汽笛一声响”、“想家”、“人在深圳心在家”、“深圳找钱深圳花”。

11首诗抄回旋着低沉黯然之声，向家乡亲人和打工同伴诉说在外的难处和思乡之情。

难处是：找厂难（“出来快到半年多，今天才把厂找到”）、工作难（“整天日，把活干，晚上还要加夜班”，“天天冷得没办法，再冷都要去上班”）、挣钱难（“出来快到一年了，身上没有路费钱”，“广东挣钱广东花，哪里有钱寄回家”）、生活难（“两餐吃的盐泡饭，晚上睡的木板板”，“一日俩餐吃不饱，心里真难受”）。“难”的心情在信件中也随处可见，比如信43说：“你们要知道我的难处，我的思想很烦，今年我没有挣到一分钱，这是主要目标。”

这些难处，不在其中的人往往想象不到。信5是在家的姑姑写给在深圳的侄女的，她说：“你在那里是很高兴，又能看到大海，看到深圳的景色。”我们在调查中有一些打工妹就是为“见见世面”出来的，但是有的说“现在不想了”。信1就说：“在家时我们把深圳幻想的是一个豪华的地方，而来到这里一见只是如此。现在我也有些后悔，不如不来。”有的归结为自己“没出息”：“我心里默默地想，不知为什么事要自己找麻烦呢，我的想法是没出息才会出来受这些苦难”（信102），“那时读书没出息，出来下苦力”（诗抄）。“无情的打工职责使我一想起就要哭。这边人又不好，听说这个厂还要开晚会，到时还不是我们几个在宿舍胡思乱想一晚上”（信84）；无奈之中有的就抱怨命运，“一个人的命运早就经定好了的。是好运的，终身好命。不幸的，永远不幸的。我就属于后者。（信14）”“认命”有时也不尽是悲观，有位境遇不错（可能当了组长）的女孩好象是“看透了”说：“其实我也不为我的命运而吓倒，因为命运决定我将要这样度过我人生，我也无法”（信72）。

“后悔”往往和思乡联系在一起。诗抄写道，“我有难处就想家”，“想我爸妈想我弟”，“我说爸妈呀，你们的女儿想回家”。特别是到了传统的春节不能回家，思乡之情更强烈：“昨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来到我身边，双手搂着女儿的脸，我的眼泪挂满眼前。腊月三十的那一天，欢渡全家来团圆。独我一人不在家，出门就是多么艰难。”“好想回家”是打工妹的信中常挂在嘴边的，大家互相诉说，彼此安慰。只有那位极自信的姑娘在表示充分理解朋友的思乡之情后鼓励说：“我希望你坚强一些，不要流泪，抗战到底吧。”（信106）

打工妹们对打工生活评价的负面感受是多一些，这一方面是她们小小年龄出门在外，只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被无情地榨取，得到的温暖和关怀少之又少，她对打工生活的评价自然不会高。几年来，我经常到珠江三角洲与打工妹交谈，她们都非常欢迎，有位打工妹给我写信说：“这是我头一次和公社会的人打交道”，虽然用词不当，真情令人感动。另一方面也是她们复杂情绪的一个侧面。比如有位打工妹写道：“大家离开家乡来到五湖四海，都是为的什么呢？金钱。世上就是金钱在作怪。而让我离开朋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陌生的人打交道，滋味实在难受。”同一封信她又说；“虽说，我在这里感到陌生，但是我过得还是很好的。”（信74）

十、小结：外出－特殊的人生经历

本文从109封信件和11首传抄诗歌中，归纳了5个打工妹们的主要话题，并通过这些内容，分析了打工妹们的交往圈子的活动和功能，她们的工作流动的原因和策略，她们与出生家庭的关系，她们的感情和婚姻，她们对打工生活的评价。通过分析，本文的主要发现是，1，工厂打工妹的社会网的成分同质性极强，由于农村女孩在获取社会资源（教育、参与机会）上的先天不利，这种同质交往使得她们从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外出男性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打工群体更少；2，打工妹的频繁流动尽管往往得不偿失，但这是她们改善处境的最便捷的办法；3，未婚的打工妹与出生家庭的关系基本上是休戚与共的，看不到父母“安排”、“要求”女儿为家庭做牺牲的情况。但是在家庭的温情和打工妹的自愿奉献中，两性不平等的权利和利益作为背后的原则在起着作用；4，打工妹们处理自己的感情和婚姻基本上是自主的，同时她们多数人对此事持传统的谨慎的态度。

以上只能说是一个粗略的分析，远远不能涵盖书信所包含的内容。在信件中，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内容限于篇幅，没有分析，例如，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对打工妹健康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信提到如工作场所有毒气、有的打工妹在外生病等），打工妹外出遇到的危机（如打工同伴死亡、受到人身威胁等）等。

即使我们的分析面面俱到，也只能说仅限于打工妹最初的打工生涯，打工时间长了，她们面对的问题会变化，她们每个人的不同努力也会使她们之间出现分化。如果更长时段地看，打工妹的故事不会随着她们结婚或回流而结束，外出打工，作为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对她们一生的命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外出打过工的”和“当过知青的”一样，尽管只是人生中短短的几年，但可能正是命运的转折点。根据我们已有的调查，打工妹外出几年，她们虽然也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但是她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她们的爱好追求，已经与当农村姑娘时很不相同，有些人开始不适应乡土生活；外出的成功经历，可能增加了她们的自信，而挫折或失败，可能使她们在面对今后的生活时出现障碍；她可能不再象她的祖母、母亲一样为人妻、为人母，她有了另外的参照系。

打工妹是一个不会完结的话题。我们从1998年，又开始了新的调查项目，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打工妹命运的影响。也许不久，我们可以重提打工妹的新故事。

附表 93封来信基本情况